[65]基本义务通过法律来实施还具有另一个意义，即表明了基本义务的有限性。
【摘要】表达自由权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所确认的公民基本权利之一。德州政府所主张的保护国旗作为国家象征的政府目的与焚烧国旗所欲表达的意见形成正面冲突，即政府在选择言论立场，因此德州刑法典相关条款属于基于内容的言论限制，[11]应该予以严格审查。
前文已提及，表达自由的法理包括若干层次，它是文本规范、基础理论、解释方法和审查标准的集合体。中度审查标准的运用也同样免不了权衡，只不过法院在考虑政府提出的理由时给予更多的认同和尊重。[1]不过，文本中的权利究竟如何延伸至具体的生活场景却并非一目了然。如果公共政策是可以讨论的，如果政府的组织和权限是可以讨论的，那么很自然的追问就是，为什么国旗的地位不可以讨论。【注释】 秦前红，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
其再上诉至德州刑事上诉法院，该院推翻了对约翰逊的定罪。《公约》第19条规定，对表达自由权的限制须为维护公共秩序所必要（necessary）,这里的必要是合比例原则的依据。进入 刘松山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扩大法的范围 增加基本原则 激活提案权 法院监督 。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的这个决定就被理解为一种授权，浦东新区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它由此获得了准立法权。是不是可以先将地市一级以上的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都称之为法，对法的范围试验性、探索性地做较大幅度的扩充，以避免出现争当较大市，并通过较大市争抢立法资源的现象。《立法法》在附则中做了规定，以显示它们与前面各类法的形式的较大区别。中国地域辽阔，情况异常复杂，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各地方出现异常情况的概率会越来越大，所以，普通的地方行政区域应当有获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立法的机会。
四是，较大市以上的地方制定的规范未必质量就高，一个没有获得较大资格的地市级乃至县一级权力机关制定的规范，质量未必就低于较大市以上地方权力机关制定的规范。行政诉讼法规定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为依据，是违背《宪法》第126条的规定的。
三是，在国外，什么叫法，并不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一个县、一个乡镇政府制定的规范都可以称之为法，但是，这些法只有在不违背法律的前提下才能被法院适用。是否可以允许立法机关组成人员特别是常委会组成人员自己配备一定数量的立法助手，或者由国家为他们配备专门的助手，为提案做充分准备，以提高提案质量。但是，几十年来，授权立法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中，认识都不很一致，甚至存在比较混乱的局面。⑧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授权立法中的问题显露越来越多，建议在修改《立法法》时对以下问题展开专项研究并予以解决： 一是，进一步规范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国务院的授权立法：①是否可以考虑取消1985年全国人大对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制定暂行规定和条例的一揽子授权。
四是，可否对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的立法权限做出进一步划分。⑦参见《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2年12月5日，第01版。要求法院来监督宪法实施，就意味着法院有权在具体案件的审理中解释宪法，有权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否违宪进行审查，这就违背了宪法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体制。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的启动和审议程序，既可以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专门法律或者决定的形式予以规定(事实上，这个问题有关方面并非没有考虑过)，也可以由《立法法》予以规定。
但是，由于此前解决这一问题的经验不足，各方面的意见并不一致，宪法解释以及监督宪法实施的具体程序尚没有以立法的形式予以解决。所有法律均由国家机关提案而进入审议程序，不符合立法的实际要求，也没有反映立法活动的基本规律。
所以，法院不得以宪法为审判依据来处理案件，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一条底线。几十年来，两高特别是最高法院做出了大量关于法律条文的立法性解释，使具体应用的解释实际上成了第二次立法。
我国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分散在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社会的真实立法需求有相当广泛的了解，由他们直接提出法律案并进入审议程序，是实现立法民主化、促进立法真实反映人民意愿的重要途径。一、扩大法的范围 长期以来，我们对什么是法，法的范围是什么，所持的认识偏于拘泥和狭隘。由于管理体制的不同，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能否出具指导意见以及指导意见的效力都并不相同。③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国务院的授权立法应当设定具体期限。比如，是否可以在每年的全国人大会议议程中留出机动时间，专门为代表团和一定数量的代表联名提出法律案提供程序保证。②是否可以考虑，凡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国务院的授权，均应限于单项授权，取消类似1985年那样一揽子授权的做法，因为实践证明，一揽子授权存在很多弊端，特别容易使授权陷于无边无际的状态。
四、进一步规范授权立法 授权立法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特殊产物，也是分配立法权时遇到的一个大问题。在我国，宪法是由全国人大制定和修改的，只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才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这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要求。
③我们在认识中还有一个误区，即为了保证法律适用的严肃，维护法制统一，要尽量缩小和限制法院适用法的范围，所以，只有地方性法规以上的法的规范才能称之为法。如果将地方政府的规章也算作法的话，那么，这个法的形式也是划到较大市为止的，即只有较大市以上的地方政府才有权制定规章，其他的政府及其部门所制定的规范只能叫行政规范性文件，而不能叫规章。
但是，制定《立法法》时，考虑到一些因素，对法律询问答复相关事项的规定，做了模糊处理，特别是在适用范围和追溯力方面究竟应当具有什么样的效力，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建议这一次一并予以研究规范。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1981年的决议，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叫做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
当然，这一意见最终没有实现)，也可以由《立法法》予以规定，因为审查监督违宪的下位法，本身就是立法监督的重要内容，属于《立法法》调整的范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审查下位法是否违宪的启动和进行程序，既可以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其他法律中予以规定(比如，在监督法的制定过程中，就曾经有强烈的意见，要求专门设立章节，对宪法监督予以规定。⑩如果如上所述，较大市立法就是那么几条，内容简明，是否违背上位法一目了然，是完全可以改为备案的。严格说来，这些规范才算是名正言顺的法，《立法法》在总则中确认了它们的地位。
二是，法的渊源与法院处理案件的审判依据有很大差别，法的渊源很多，但是，法院处理案件的依据只能是法律。建议在这次《立法法》的修改过程中，系统地考虑和解决有关宪法解释、宪法监督的问题。
二是，对地方性事务做出进一步界定。为了调动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1979年的地方组织法和1982年宪法，包括此后的几次法律修改和全国人大对经济特区的几次授权，到2000年制定《立法法》时，我们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在地方，除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州、自治县有权立法外，其他行政区域内，只有较大市以上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才叫法。
但是，经过三十多年的实践，我们对改革方向和措施的把握能力越来越强，改革的经验越来越丰富，立法的经验也越来越丰富，更重要的是，人们已经认识到，法律内容的原则粗疏不仅损害了法律的可操作性，也损害了法律的权威和法制统一。《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就确立了法院的审判依据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而不是其他。
因此，建议将增强立法的可操作性、可执行性作为立法活动必须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规定下来。这个问题实践中已经出现，一些地方有搞区际共同立法的愿望，但又有顾虑而未付诸行动。④因此，建议将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作为立法必须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规定下来。第二，对于跨行政区划的共同性地方性事务，不同行政区划的地方能否进行所谓区际协同立法。
另一方面，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的职权又并不完全冲突对接。②参见刘松山：《立法制定过程中争议的主要问题及其解决方式》(上、中、下)，载《中国司法》2000年第6、7、8期。
宪法和法律都没有规定法院上下级之间具有指导关系，而且，什么叫指导关系，指导关系与领导关系的实质性区别是什么，也很难区分。这个授权决定迄今已有30年，国务院凭借这一授权制定了大量行政法规，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立法机关组成人员的立法提案权几十年来难以真正实现，有相当复杂的原因，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总结。类似情况在其他行政区域将不可避免地出现，这就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一个省级立法机关能否将自己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授权下一级国家权力机关或者行政机关做出规定？由此引申出的另一个问题是，地方立法机关能否将应当由自己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授权同级政府制定规章？建议在修改《立法法》的过程中通盘考虑这些问题。